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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刚:新中国70年践行稳健货币政策的历史经验

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其特定的经济目标,为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和信贷而采取的各种政策、政策和措施的总称。它不仅是一项重大的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个国家经济主权的重要基石,主要包括地方货币体系(或货币体系)、调控目标、调控机制、调控工具和调控政策。

1948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第一套人民币,标志着新中国货币政策体系建设迈出决定性的第一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货币政策体系经历了探索(1949-1978)、形成(1979-2017)和完善(2018)三个历史时期。在探索时期,主要表现在计划经济时期的货币管理体制上。形成阶段始于1979年。虽然中国人民银行于1977年与财政部分离,但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政策。因此,只有在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帷幕拉开,各种经济活动逐步引入市场机制,才能推动真正的货币政策体系。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国将宏观审慎管理与货币政策相协调,并提出建立两大支柱框架,这在传统货币政策体系中是找不到的,其他国家也没有。因此,货币政策体系已经进入创新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70年来,虽然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曲折,但“稳健”始终是货币政策的主旨。坚持这一基调,中国货币政策实践不仅有效支持了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维护了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稳定,而且积极推进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抵御了多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政策和完善宏观调控提供了宝贵经验。

1.坚持货币政策的稳定性

“稳定”意味着“稳定和强大”。在西方经济学中,货币政策只是“宽松”和“紧缩”,而不是“稳定”。然而,“宽松”和“紧缩”只是针对具体经济情况而选择的临时措施。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货币政策,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长期的战略性货币政策体系。因此,需要探索和形成货币政策的总体方向、框架和基本制度。“稳健性”是对中国货币政策体系和目标的客观描述和总结。

在新中国70年的经济发展实践中,货币政策的稳定性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货币政策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面对历经百年战争、破坏和浪费的旧中国留下的烂摊子,自1948年12月发行第一套人民币以来,中共中央一直在规划新中国的货币体系和货币管理布局。通过人民币与边境货币、旧货币等的交换。商品、工资、信用、投资等。明确以人民币计价结算,外汇管理集中,打击金融投机,抑制通货膨胀,到1950年基本实现统一货币,确立人民币法律地位,稳定和理顺生产、流通、流通和消费各方面的经济秩序。从那时起,中国货币政策的实施就没有忘记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初心脏。尽管它经历了许多困难,但它一直在稳步前进。

第二,保持货币政策本身的基本稳定。在西方货币政策理论中,单一规则与自由裁量权之间存在争议。然而,中国的货币政策不是以实现短期经济目标为导向,而是始终以促进国民经济稳步发展为根本追求。在探索期间,政府坚持禁止银行透支、严格控制货币供应和现金管理的原则。在形成阶段,最终目标是保持货币稳定。在完善阶段,建立了稳健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两大支柱的监管框架。在过去的70年里,尽管中国经历了价格的起伏,但长期以来并没有出现恶性通货膨胀。

第三,保持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平稳有效。在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大致按利率、资产、信贷、汇率等顺序排列。我国没有照搬这种做法,而是从国情出发,主要以控制信贷规模作为实施货币政策导向的传导机制,通过充分发挥银行信贷创造货币的功能,摆脱资金短缺的困扰,从而没有陷入“贫困恶性循环”(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认为,资金短缺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低,投资的资本供应(储蓄)和产品需求(消费)都不足,这限制了资本的形成,并导致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贫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资本相对过剩。此后,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逐渐扩展到利率、资产和汇率。

第四,稳步建立货币政策体系。货币政策体系由标准货币、最终目标、中间目标和控制机制组成。在探索时期,虽然中国没有确立货币管理的最终和中间目标,但坚持促进“金融、信贷、外汇和物资”四大平衡,实现国民经济运行中主要经济关系的平衡。在其形成时期,它确立了“保持货币稳定”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即以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为主要中间目标,以新增贷款利率和存贷款利率为主要控制机制的货币政策体系。完善期间,本行以金融供给方面的结构性改革为出发点,保持了抵御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推进了结构性控制机制的建设。经过70年的艰苦努力,中国的货币政策体系框架坚实,内容丰富,控制成熟。

第五,稳步有效地协调国际收支。货币政策的控制机制包括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货币政策的使命是通过外汇管理和汇率市场运行,协调人民币内外价格,促进国民经济内外平衡。在过去的70年里,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外汇管理体制和机制。在勘探期间,实施了人民币、外汇和金银的边境管制制度,建立了国际结算机制,从而扭转了1952年旧中国外汇支付的长期赤字。在形成期,人民币汇率改革不断推进,建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有效地促进了对外经济活动的发展,保持了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完善阶段,中国将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有效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的影响,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2.坚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稳定性

在经济运行中,货币供应状况直接影响各种价格的波动程度和趋势,影响各种经济实体的行为和国民经济的走向。有鉴于此,货币政策调控的方向、力度、力度和节奏至关重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货币政策一直围绕着经济和金融的运行和发展受到严格控制。尽管面临一些困难和曲折,但总体上有效地支持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维护了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稳定。

中国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沿着经营发展和改革开放两条主线发展,取得了以下成就:

第一,保持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稳定。货币政策调控涉及数以千计的家庭、工厂和商店,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过去的70年里,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经历了艰辛、曲折,但货币政策始终围绕着保持稳定和促进发展来实施。“一五”期间,实行严格的货币信贷管理,实行“统收统贷”制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在三年困难时期,信贷计划管理机制得到加强,“六大银行工作规则”得到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为了进一步克服国家财政经济困难,加快国民经济调整进程,于1962年3月10日作出了《关于加强银行工作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简称“六大银行工作规则”), 推动货币发行和流通步入正常轨道,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改革开放后,推进银行体系建设,充分发挥银行衍生货币创造机制,克服资金短缺,避免“贫困恶性循环”,保障经济金融快速增长。

第二,货币体系稳步建立。在以往实践的基础上,中国于1994年引入了分层货币供应体系,将现金、支付货币和存储货币分开。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现金和硬币)定义为m0,m0机构活期存款定义为m1,m1准货币(准货币包括机构定期存款、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金融存款等)。)定义为m2。因此,不仅明确了货币的类别,细化了各级货币的界限,为货币政策的准确实施创造了条件,而且也为实体经济部门对各类货币需求的具体条件,为把握货币需求趋势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依据。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调控的中介目标、重点和调控机制逐步形成和完善。

第三,稳步推进货币金融体制改革。在总结探索时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底召开,改革开放的帷幕拉开,标志着中国货币政策形成时期的开始。在未来40年左右的时间里,沿着渐进改革的道路,银行体系的货币政策和体制机制的变化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银行体系的建设,即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央银行、国有控股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为主要经营主体的银行体系。二是逐步推进利率体制改革。自1996年6月以来的8年中,118个本币和外币利率按“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后短期、先大后小”的顺序进行了改革。自2004年以来,存贷款利率的波动幅度进行了改革,市场利率的形成得到了积极推动。2007年1月4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开始运行。2019年8月20日,新的贷款市场报价(lpr)开始运行。第三,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在探索时期,中国的外汇管理高度集中。改革开放后,曾经有过双轨汇率制度。1994年1月,中国统一人民币汇率,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年7月21日,基于市场化形成机制的汇率改革开始了新的征程。这些改革为货币政策调控机制从行政调控向市场调控转变创造了条件。

第四,稳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新中国70年的经济活动一直与国际经济交流联系在一起。1950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公布统一的人民币汇率,标志着新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十五”期间,中国贸易外汇收入达到68亿美元。然而,在帝国主义封锁和国内体制机制的影响下,中国的对外经济开放在探索时期非常低。改革开放后,随着对外经济活动的扩大,货币政策中的外汇管理、汇率制度和外汇市场的改革开放也被提上日程,特别是2010年后,随着人民币日益国际化,货币政策的开放进一步扩大。有三个具体的历史事实:第一,中国人民银行与其他中央银行之间的人民币汇率扩张。截至2018年,中国人民银行已与38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价值约3.5万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二是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类别。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成为特别提款权的组成货币,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三是加强金融市场的开放。2014年11月后,“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的实施扩大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范围,强化了中国金融国际化的联动机制。

3.坚持监管机制创新的稳定性

稳健的货币政策不仅是在“稳定”的基础上实施的,也是在“健康”的基础上实施的。具体表现之一是持续创新。通过稳定推进,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机制不断创新。远非如此,仅21世纪以来,中国就在货币政策调控机制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创新。

首先,对冲外汇。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大幅扩大。国际收支顺差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大量外汇流入中国。根据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理论,为了应对不断流入的外汇,央行将被迫发行相应数量的人民币进行对冲,这将导致三种负面效应的发生:货币政策独立性、经济过热和群体性事件频发。然而,中国并不按照西方理论的惯例进行外汇套期保值,而是根据国情主要采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下简称“准备金率”)。主要过程大致如下:提高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存款利率→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取人民币资金→用存款利率资金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购汇→将等值人民币资金返还给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中国人民银行来说,外汇套期保值是在没有发行额外货币的情况下完成的,套期保值的三个负面效应没有发生。

第二,结构性和精确的决策。2015年后,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过程中,实体经济对货币金融服务的需求从总量向结构型转变。相应地,货币政策的实施已经从“洪水灌溉”扩展到“精确滴灌”,并具有针对性和灵活性。在此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一方面加大了开放市场的力度,有效保障了经济金融运行的流动性,促进了市场利率形成机制的转变。另一方面,引入了新的工具,如长期贷款机制、中期贷款机制、贷款资产抵押再贷款、抵押补充贷款和短期流动性调整。央行“欠其他吸收存款公司的债务”从2014年底的2498.527亿元增加到2019年7月的1031.1163亿元。2018年10月,面对民营经济资金短缺,央行还实施了促进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计划、促进民营企业股权融资支持计划和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计划。

第三,宏观审慎金融监管。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宏观审慎监管被提上日程。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经济金融运行稳定,中国积极推进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建设。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建立“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包括资本杠杆比率、资产负债、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外债风险、信贷政策执行等7个方面的14个指标,为建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两大支柱监管框架创造了条件。

4.坚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稳定性

风险防范是金融永恒的主题。金融是一套识别、评估、分散(或组合)和管理风险的机制。金融领域的各种风险既来自实体经济部门转移的风险,也来自金融机构运行中形成的风险。在市场经济中,微观风险通常由微观主体自己来防范和化解。然而,金融层面的微观风险具有溢出效应,这不仅可能给相关客户带来经济利益损失,还可能扩大到区域性甚至系统性的金融或经济风险。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列为货币政策的主要方向,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各类金融风险。

一是处置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1999年,工业、农业、中国和建筑业四大部门共剥离不良资产1.3万亿元。2004年后,这些银行在股份制改革中剥离了1万多亿元不良资产。此外,在信托投资公司、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的重组中,央行利用再融资机制支持处置不良资产。

第二,适时整顿金融机构。自1982年以来,信托和投资公司经历了六次重大重组,其数量从370多家减少到52家。自1993年以来,证券公司经历了三次重大重组,基金业经历了两次重大调整。自1995年以来,保险业经历了两次重大调整。2016年后,互联网金融(尤其是p2p平台等)。)已经彻底检修过了。2018年,资产管理(尤其是影子银行)的混乱得到了纠正。

第三,应及时抑制金融市场的异常波动。在贷款市场、期货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金融市场出现严重异常趋势时,央行等金融监管部门将及时采取措施,防止异常波动的持续。2013年6月20日,贷款市场隔夜贷款利率突然飙升至13.34%。央行等金融监管部门采取紧急措施,有效防止银行间市场利率波动蔓延至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2015年7月初,在a股市场异常波动的情况下,一些金融监管机构联合发布了“组合拳头”措施,以防止股市波动演变成金融危机。

第四,坚决打击非法金融活动。近年来,央行等金融监管部门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打击各类非法集资、电信诈骗、内幕交易、操纵股价、鼠仓等行为。与此同时,他们迅速纠正了金融机构的各种不正常业务。

党的十八大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率从高水平向中高水平转变,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多年来一直强调要防范金融风险,把握住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甚至把“防范金融风险”放在2018-2020年三年斗争的首位,强调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保持抵御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金融工作的根本任务。在深化金融供给方面的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巩固和防范金融风险,取得显著成效,完善金融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构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中国稳健货币政策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作者:王国刚,中国人民大学财经学院一等教授,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